北宋詩人梅堯臣(1002-1060年)的《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一詩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被后人看作是宋代已有紫砂壺的史料依據，而且贊同者還為數不少，我雖不通文史，但總有些許懷疑。
宜興紫砂壺起源何時？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有這樣的記載︰“創始；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閑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摶其細土加以澄練，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此書將紫砂壺的產生，歸為金沙寺僧所創。從側面我們可得知在金沙寺僧時已有紫砂壺了。也就是說，在明正德年間已有紫砂壺了。該書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專寫「宜興紫砂壺」的專著。
清干隆年間吳騫編《陽羨名陶錄》、清光緒年間日本人奧玄寶《茗壺圖錄》、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李景康、張虹《陽羨砂壺考》，皆延續了周高起《陽羨茗壺系》的說法。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出版的《國學論衡》第三期，刊登了談溶《壺雅》一文，該文認為「泡茶用壺……宋元已有。」最早提出了陽羨紫砂壺宋元已有，有梅堯臣「紫泥新品泛春華」「雪貯雙砂罌」之句為證，文中提到周履道、馬孝常《荊南唱合集》中有「陽羨紫砂」的記載1。還提到蔡司沾《霽園叢話》云︰「余于白下獲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隱』草書五字，知為孫高士遺物。每以泡茶，古雅絕倫2。孫高士即元朝隱士孫道明。
本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劉汝醴《江蘇紫砂工藝的發展》（南京藝術學院印行），認為紫砂創始年代，以詩詞所提供線索，可推到北宋，觀點與談溶相同。
宋代飲茶極為普遍，茶已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可謂「不可一日無茶」，北宋王安石《臨川集》卷七十議茶法云︰「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以無」。
宋、蔡襄《茶錄》一書，詳細記載了當時茶的品質和烹飲方法。上篇論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羅茶、候湯、熁盞、點茶。下篇論述了烹茶所用的器具。分茶焙、茶籠、砧椎、茶鈐、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
稍晚的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論述了茶的產地、天時、采擇、蒸壓、制造、鑒辨、白茶、羅碾、盞、筅、餅、杓、水、點、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
以上兩書，所記載的飲茶方式均為點茶法，這種方法是將碾成粉狀的茶末與沸水混和，并用茶筅回環攪拌，調成沫餑豐富的茶湯。時人還比較茶盞內沫餑的多少和持久性，來定斷各人的備茶技巧，名曰“斗茶”。
斗茶所使用的茶具為建盞，宋蔡襄《茶錄》云︰“茶盞，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
湯瓶，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
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云︰“盞，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燠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寬則運筅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用盞之大小，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盞惟熱則茶發立耐久”。
瓶，瓶宜金銀，小大之制。
宋代斗茶，貴重黑盞。這在宋代詩文里也多有描寫。蔡襄《試茶？北苑十詠》︰兔毫紫甌新，蟹眠青泉煮。梅堯臣《次韻和》︰「兔毛紫盞自相稱」。范仲淹《和章岷從事斗茶歌》︰“北苑將期獻天子”“紫玉甌心雪濤起”。蘇東坡《寄水調歌頭？詠茶詞》︰“建溪春色占先魁”“兔毫盞里，霎時滋味舌頭回”。蘇轍《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道》︰“蟹眠煎成聲未老，兔毛傾著色尤宜”。黃庭堅《滿庭芳？茶》︰“兔毫金絲寶碗，松風蟹眼新湯”。楊萬里《以六一泉煮雙并茶》︰“鷹爪新茶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等。
然而，一般點茶或煎茶則不一定非得使用建盞，也有貴族階層愛用其它窯口出產的茶具，如蘇東坡《試院煎茶》云︰“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潞公即指文彥博，煎茶學蜀人，茶具愛用定州花瓷。定窯在北宋時期鼎盛，所產紅定和紫定為傳世寶物，邵伯溫的《聞見錄》曾記︰“宋仁宗時，王拱辰以『定州紅瓷器』進奉張貴妃”，由此可見紅定在貴族心目中的地位。
唐陸羽推崇的越窯為上的青瓷，宋時仍在使用。北宋詩人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江水對煎萍彷佛，越甌新試雪交加”。
蔡襄《思詠帖》云︰“大餅極珍物，青甌微粗，臨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此信是寫給馮京的，蔡襄皇佑三年末從故鄉應召赴京，當世也自荊南通判御任還朝，兩人邂逅于杭州，可能是馮方到而蔡將離去，因此蔡襄臨行贈送團茶和茶具，略表心意。
宋代茶盞，主要以瓷器為主，其它亦有玻璃、金、銀、銅等制成，在宋代繪畫里如宋征宗《文會圖》或遼金墓室壁畫上，時常見到宋人以建盞、青瓷、白瓷或青白瓷進茶的情景。
小標： 宋代點茶煎茶并行 用器有所區別
民間百姓的飲茶隨處可見，史料也多有記載。1147年孟元老作的《東京夢華錄》詳盡地記述了北宋都城汴京城中繁華的商業景象。該書卷之二云︰“朱雀門外街巷……以南東西兩教坊，余皆居民或茶房”。“潘樓東街巷……，茶坊每五更點燈，……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卷之三云︰“馬行街鋪席……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卷之五云︰“民俗，……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
1235年灌圃耐得翁作的《都城紀勝》記述了南宋杭州的瑣事。該書茶坊云︰“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遺久待也。令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擂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
1275年左右吳自牧的《夢梁錄》也有類似的記載︰“卷十六？茶肆？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四時賣奇茶異湯，……令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塑望日，如遇吉兇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
上述兩書的記載，可以看出南宋杭城的飲茶習俗，基本上是沿襲了北宋汴京的飲茶習俗并有所發展。“茶坊數量眾多。八仙、清樂、珠子、潘家、連三等，是最有名的茶坊，它們的設備精致雅潔，所有茶具皆以銀為之”。
在宋代飲茶習俗中，以點茶為主外，尚有煎茶，煎茶雖不似點茶，但也廣被飲用，對于點茶、煎茶用器的區別，史料記載的較為清楚。黃庭堅《煎茶賦》︰“酌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等，說明茶以鼎為之。即是直接將團茶和草茶研成茶末，或亦有不經研磨，就把草茶或葉茶直接投入寬口的茶斧或茶鼎內擊拂，再勺至茶盞里飲啜，謂之“煎茶”。
點茶所使用的主要茶器為茶瓶、茶盞等。至于茶瓶的材質如何，宋詩中多有提起。梅堯臣《以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石瓶煎湯銀梗打”蘇軾《試院煎茶》︰“銀瓶瀉湯夸第二”。黃庭堅《寄新茶與南禪師》︰“石缽收云液，銅瓶煮莘”。楊虹《陸羽井》︰“金瓶垂素綆，石甃湛寒泉”。等皆可見到金銀或銅石制的煮水茶瓶。
小標： 紫泥新品泛春華 不足證明北宋已有砂壺
當了解了宋代的飲茶習俗及飲茶所使用的茶具后，再看看北宋詩人梅堯臣《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紫泥新品泛春華”一詩的寫作年代及其背景。
該詩寫于宋皇佑四年。6皇佑三年五月間，梅堯臣由宣城乘船到汴京。九月十二日是堯臣一生中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堯臣奉命到學士院面試，通過考試，由仁宗賜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此時的堯臣已經五十多歲了。
皇佑四年正月里，堯臣到汴京東門外去看馬遵，恰巧蔡襄也去了，蔡襄是當時最有名的書法家，和堯臣、歐陽修都是極好朋友。
蔡襄，慶歷四年十月，以親老為由，乞領鄉郡。授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慶歷七年，蔡襄自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在建茶務（建州建安郡）監造龍鳳團茶十斤上貢，作《北苑十詠》。7
蔡襄寄茶給梅堯臣，應是其龍團茶，即然是團茶，則無需用茶壺來泡，再說在宋一代的飲茶詩文里，人們大都在推崇、贊美建盞，梅堯臣與蔡襄又都是好友，蔡襄寄茶給梅堯臣，梅堯臣不去贊美蔡襄寄來的茶，反而去贊美民間不出名的“或者根本就還沒有出現的”紫砂壺，這有可能嗎？如果沒有這種可能，“紫泥新品泛春華”就不存在是贊美紫砂茶具，因此也就不能作為砂壺北宋已有的依據。
那么，再將1976年宜興羊角山紫砂古窯址出土的紫砂殘器與宋代的飲茶茶具相比較。 羊角山古窯址出土的紫砂殘器有壺類、罐類。
壺類部分有高頸壺︰壺身、壺嘴、壺把、壺蓋等殘片。
壺身︰有圓形、幾何形。
壺嘴︰有素式、捏塑兩種。
壺把︰有單條把、雙條把兩種。
壺蓋︰有平蓋、罩形蓋多種。
矮頸壺︰器形扁矮，卷口，多為直流。
提梁壺︰壺頸較矮，品種較多，大小不一。
上述羊角山古窯址出土的紫砂殘器，以壺的造型來看，與宋代的茶瓶造型相差甚遠。從一些壺嘴及其它殘器的泥料、加工手法來判斷，當是粗陶的煮水器、茶葉罐、水罐、藥罐等，制作方法基本上是沿襲制作缸的方法。部分小件紫砂殘器，已開始打泥片，尤其是壺蓋，做工由粗到細，由無裝飾到有裝飾，泥料也由粗到細，有些制作工藝皆已具明中后期的特點。種種變化也都反映出與飲茶習俗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如果我們將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與宋飲茶習俗所用的茶具進行比較，恐怕很難聯系到一起。其原因是，宋人飲茶，點茶也好，煎茶也好，所使用的茶具跟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是兩個概念。功能不同，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將宋代各窯茶具的各種材料工藝與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的材料工藝相比較，羊角山紫砂殘器的制作工藝恐怕難以適應宋人的飲茶要求。
在宜興，宋代可能是生產陶瓷的一個大的轉折時期，青瓷的被淘汰，大批的從業者便轉向了制陶業。
從今天宜興地區發現的一些宋代窯址來看，均是一些粗貨，有日用的陶盆、罐、缽、缸、壺、甕和韓瓶。這些陶器大多數里外均施釉，從一些考古發掘的實物來看，當時的制作技術、材料、工藝，尚不具備制作紫砂壺的條件。故到目前為止，除羊角山外，還沒有發現早于明中期專門用來燒紫砂壺及紫砂陶的窯址。古墓葬中也從未發現早于明中期的紫砂壺。
羊角山出土的部分殘器的制作工藝，與南京1965年中華門外馬家山油坊橋明代司禮太監吳經墓中出土的紫砂提梁壺倒是有許多相似之處。該壺是我國目前已知有紀年可考的最早紫砂壺，該墓的主人吳經，《明史？宦官傳》有傳。該壺可視為明中期紫砂壺的標準器，如果將吳經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壺與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相比較，所得出的結論，羊角山的紫砂壺上限可能就不會到北宋，如果從部分打泥片成型的殘器制作工藝來判斷，制作年代可能會是明中期以后，其它的捏塑成型之類的殘器可能相對要早一些。
這類判斷，可在唐寅(1470-1523年)、文征明(1470-1559年)、王問(1497-1576年)、仇英(約1502-1552年)的繪畫作品中得到證實。在他們的繪畫作品中，能見到明成化至明萬歷的紫砂壺的形態演變。有些壺從繪畫中可以看出是用來煮水、煎茶，還不能稱作紫砂茗壺，如唐寅《事茗圖》中的提梁壺，仇英《松溪論畫圖》中的軟提梁壺，均是用來煮水、煎茶。王問《煮茶圖》中的提梁壺，從流的部位、形狀來看，很像是金屬壺。但文征明《品茶圖》(作于嘉靖十三年，1543)中的紫砂壺，顯然是用來泡茶的。
茶書、筆記小說也都是在明中期以后才陸續開始提到紫砂壺。
據《明會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詔建中發貢上貢茶，罷造龍團，聽茶戶惟采茶芽以進，有司勿輿。天下茶額，惟建寧為上，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書、次春、紫筍”。因太祖下詔，罷造大小龍團，惟采茶芽以進。餅茶日趨衰落，散茶興起。飲茶方式由煮、煎改變為泡茶。新的飲茶方式的出現，必將帶動和產生新的相適應的茶具出現。
正因為泡茶法的提倡與普及，便相應產生了以泡茶為主的茶壺，由于宜興地區有著悠久的傳統制陶制瓷技術和種茶飲茶習俗，這給予以泡茶為主的紫砂茗壺的出現，提供了先決條件。
宜興地區的先民們，正是在明中期的這種環境氣氛中，逐漸完成了在粗陶中提煉出可精加工的里外不施釉的紫砂壺。隨著時間的推移，紫砂茗壺的制作工藝日趨完美，因而在明末一舉獲得“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