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炯·朗薩著《恢宏千年茶馬古道》，是一部圖文并茂的通俗讀物，又是一部川康藏史地小百科。這本書既翔實的記述了“茶馬古道”的歷史淵源和作用，又介紹了康巴地區的自然生態、人文景觀和藏族的歷史文化。
“茶馬古道”起于何時？史書上早有記載：秦漢時，蜀地和雅安地區的商者就與大渡河以西當時稱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進行過騾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還只為藥用的茶葉，也是一項流通貨物。從蜀地到達康定的新都橋、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區域等地方的道路，人們稱這條最早的民間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馬道”。從中原地經青海和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區，經金沙江、過西藏那曲等地到達拉薩的藏漢文明古道是唐朝時唐蕃古道，從宋、元、明、清由朝廷多次大規模開通的川藏古道把茶葉更多地輸進了藏區；清時，云南的普洱茶也輸入藏區。宋朝時，因北方邊疆戰事不斷，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戰事和運輸需要大量的馬匹，宋王朝便把“茶馬互市”的重點從西北轉移到西南。從內地通往康藏地區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漢源）、雅州（雅安），兩地便成了“茶馬互市”的重要市場。到了元朝，由于軍馬是自給，不需要茶馬交易，官方對茶葉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稅收充實財政。明朝時，北方戰亂又起，朝廷迫切需要軍馬，以茶易馬的舊制恢復，施行以茶馬司的“茶引制度”，嚴禁私人販運到民族地區，也嚴禁把茶種引過二郎山，違者會處以凌遲。到了清代，邊茶是清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乾隆年間，以茶易馬的政策完全終止。“引茶制”改為“引岸制”。岸，是指茶葉的固定采購地和銷售范圍，口岸和路線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圍。由于清朝逐漸放寬了茶葉的控制政策，從而促進了茶葉的生產和藏漢茶土（土特產）交流為中心的貿易。到清朝中葉，因經營邊茶而發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滎經等縣的茶商就發展到了七十多家，以邊茶為中心的民族資本逐漸發展起來。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于打箭爐（康定）設官，監督茶葉等貿易，這時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漢貿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漢交通要沖的康定，就必然成為漢藏貿易的重要集散地，邊茶業的發展走向極盛時期。那時的爐城（康定）在清史書中說是“全市基礎建于商業，市民十之八九為商賈”。
從歷代王朝對邊茶的政策是要“以茶治邊”，用茶葉控制少數民族。統治者在實行重征茶稅和茶葉官賣的壟斷茶葉貿易的一整套政策是達到以茶治邊的目的和經濟目的。
從唐以來的“茶馬互市”以及發展到后來的“茶土交流”都把內地漢族和邊疆少數民族聯系起來，促進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經濟往來。始于唐代的邊茶業在客觀上成為藏漢民族團結交往的重要紐帶，對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從雅安、名山、滎經、天全、瀘定等地到藏漢商貿重鎮康定，從康定又分南北兩線到青海玉樹、昌都，經西藏芒康、察丫、江達等地，直至拉薩，這就是歷史上的茶馬古道；這就是我國歷史最為悠久、運輸茶葉最多，漢藏民族文化、經濟往來最為重要的通道；這個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處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態、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馬古道縱貫、網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歷史在前進，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歷史上茶馬古道那種貧窮落后，靠人背馬馱作為運力的景況。汽車已成為主要運輸工具，在四通八達的公路上往來飛馳，把藏族需要的茶葉、日用品運往各地；從成都到西藏拉薩有飛機可以直達，結束了千年茶馬古道的辛酸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