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茶馬古道，人們自然會想起赫赫有名的川藏、滇藏茶馬古道，特別是2005年，來自云南的一隊云南現代大馬幫重走茶馬古道，更讓人感覺茶馬古道遠離陜西，是西南地區的事，和陜西沒有關系。然而，有關專家通過考察、考證、研究提出：“不要以為陜西產茶歷史短暫。”
陜西不僅產茶歷史悠久，而且是最早的茶葉生產地。“神農嘗百草，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神農氏是周人，也就是陜西人的祖先。到秦并巴蜀，已形成秦巴茶區，茶已進入日常飲用，稱為“品茗”。作為中國產茶標志的大茶樹原生形態，就在秦并的巴蜀。唐代茶圣陸羽《茶經》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 說產茶地時，《茶經》又提到：“金州、梁州又下”。金州，今安康一帶；梁州，今漢中一帶。
唐代的長安滿街都是茶店，“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唐人陸羽才撰寫了中國第一部有關茶葉的專著《茶經》。由此可見，茶葉的生產和飲用是陜西人發明的。
“陜西茶馬古道和西南茶馬古道歷史一樣悠久”
如今為世人所熟知的茶馬古道，為西南的川藏、滇藏兩路。李剛認為，陜西也有茶馬古道，從歷史的悠久程度來看，不亞于西南的兩條。
研究西南茶馬古道的專家、學者有的認為，“茶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于唐宋”。但也有人認為，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在蒙古回紇地區的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
李剛說，由于茶葉具有幫助消化，解除油膩的功能，不僅西藏地區，包括西北地區畜牧群眾均喜歡飲茶，而古代內地民間役使和軍隊征戰都需要大量的騾馬但供不應求，正好西部地區產良馬。于是，“茶馬互市”便應運而生。因此古代很早以前，在西北就有茶馬交易。起于長安的絲綢之路不僅僅只運絲綢，茶葉也通過這條道路運往西北，甚至西亞、歐洲地區。研究西南茶馬古道的專家也承認這一點。
李剛說，通過絲綢之路的茶葉，雖然多數非陜西所產，但多要途經絲綢之路起點陜西，因此，歷史悠久、作為古代中國政治中心的陜西，其茶馬古道歷史之悠久，絕不會亞于其他地方。
陜西茶馬古道是國道
陜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樊光春說，宋時，宋王朝與遼、金、西夏等政權戰爭頻繁，軍馬需求量很大，不得不買番馬，加之內地茶葉積壓，西北少數民族又缺茶葉，以茶易馬成為必然。熙寧七年，即公元1074年，大規模實行用茶買馬法。此后十余年間，蜀京西南路金州轄的紫陽茶區及蜀道茶葉貿易空前繁榮，《宋史·食貨下六·茶下》記載：“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陜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
李剛告訴記者，宋以前，朝廷禁止茶葉出境，茶馬互市主要以民間經濟目的為主，所以，當時的茶馬古道只是民間小道。北宋時期，茶馬交易地主要在陜甘地區，茶葉就近取于陜、川。
大規模的茶馬互市到了明代。明代初年，為了安撫西北邊外的少數民族，羈制離心傾向，明朝廷以茶葉為武器，在西北邊地實行“茶馬交易”政策，即將陜西紫陽、漢中茶區的茶葉，由商人運到秦州、西寧，交換邊外少數民族的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為害，中國得馬，是為我利”，率先“立茶馬司于陜西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陜西成為當時軍馬的主要供應地，《明洪武實錄》云：“驍騰可用者無逾陜西” 。
這時茶馬互市才上升為控扼蕃夷、安邦保國的國策，明朝廷制定政策、法律規范茶馬互市。《明史·食貨志》說“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所以，“明制尤密”。明代的茶馬交易分為西北邊茶和西南邊茶兩個方面。西北邊茶曾有一段非商品化的官運官銷時期。陜西產茶各縣由茶戶將茶自行解運到漢中府領銀，再從漢中由官領軍夫挑至今隴西一帶的鞏昌后分途運至各茶馬司，由各茶馬司按額定比例與西番交換戰馬。因此這一時期的茶馬古道為國道。
“無論從宋朝有茶馬交易法講，還是從明官運官銷邊茶講，陜西的茶馬古道為首條茶馬國道。”李剛認為。
陜西茶馬古道線路
李剛告訴記者，明初的陜西茶馬古道主要路線為，從紫陽、漢陰、石泉到西鄉，再過洋縣、城固、漢中，然后分為兩路，一路從勉縣到略陽，進入甘肅徽縣，然后到古河州臨夏；一路走留壩、鳳縣，經甘肅兩當，到天水后，又分兩線，一線上臨夏，一線經清水到達莊浪等地。
到臨夏的茶葉，一線到蘭州，上絲綢之路；一線上“唐蕃古道”，即青藏線茶馬古道，入藏。
到了明中葉，由于陜西茶葉供不應求，陜西商人到湖南安化調茶，通過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進漢江，再分為兩路，一路在丹江口市進丹江，經丹鳳龍駒寨，過商州、藍田，最后到涇陽。在涇陽加工為茶磚，也叫涇陽青磚，從平涼到蘭州，上絲綢之路。一路從漢江到漢中，走以前的老路。
當然，其他路還很多。這一時期陜西產的茶葉，成為附屬。